一、导论 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形势下统筹国内国际两大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战略支点。实践证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助推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但中国当前区域发展是不平衡、不充分的，西部地区仍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洼地”。东西部地区间合作的障碍和矛盾逐渐暴露，并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国家发展亟待寻求新的合作空间与合作方式。同时，逆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高水平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深化区域合作和跨境次区域合作面临挑战。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国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出台使得西部地区逐渐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如何在西部省域和国际间发展合作空间，提高我国西部地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从而加速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拓展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西向通道成为本文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二、西部与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进程 （一）古丝绸之路时期（秦汉时期-改革开放前） （1）逐步打开双边贸易通道。“古丝绸之路”是古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是古代东西方进行商贸往来和政治文化等多领域交流与联系的主要通道，开辟了我国同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特别是汉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逐渐发展成为沟通国内外的商品交易和集散中心，云南腾冲发展成为集贸易、工业和金融于一身的陆路贸易口岸和经济中心，西藏开设了通往南亚国家的贸易口岸，“古丝路”时期的西部无疑是连接国内外贸易的中转站和核心地区。此外，以川藏道、滇藏道和甘青道为主线的茶马古道进一步拓展了边贸通道，青海、西藏等地边境互市、茶马贸易发展繁荣，西部与周边地区互补贸易开始发展。总体而言，“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开通与繁荣发展，为西部与西方国家商品贸易、物种引进和物质文化交流创造了便利。 （2）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借鉴与融合，增进了西部同沿线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和文化包容。古丝绸之路的维持与发展，推动了西部与沿线地区文化、宗教、习惯的传播与融合，西部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东西方文化熔炉区。古中国四大发明经古丝路传往西方，古欧洲地中海文化、古阿拉伯文化、古印度文化和中亚文化在西部汇集，西方文学、佛经、乐舞乐器、建筑传入中国，西部地区在生产方式、民族类别、社会组织等方面受到了西方文化极大程度上的影响。反观之，文化交流和融合不仅为西部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同时缩短了西部地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距离，相似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增进了双方的理解和友谊，有利于拓宽双方的合作空间。 （3）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和相关机制体制的建立影响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古中国对外贸易从汉代“丝绸之路”开始，唐宋时期专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兴起并蓬勃发展；宋代随着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以及政府采取鼓励外商的政策，海路贸易兴起；而后朝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并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外贸管理法则，将中国对外贸易推上鼎盛时期。然而，明清时期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仅有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边民间进行小额边境贸易和互市贸易，1951-1976年，云南边民边境贸易和互市贸易额约为1400万元，西部整体处于相对封闭状态。 （二）西部大开发时期（1978-2010年）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东引西进”“向西倾斜”“走西口”等战略构想的萌芽，国家步入全方位开放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与实施后，中国西部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新时代。 （1）西部地区投资软环境不断优化。首先，国家重点扶持西部农业、能源、原材料等基础性产业，产业政策向西部倾斜。1953至1990年，国家对西部的投资总额超2000亿元，为西部培养了一批支柱型产业，推动了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同时增强了西部同沿线国家的产业互补性，拓展了双方贸易投资空间。其次，1990年开始西部致力于深化所有制、价格机制、企业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行信贷优惠、税收减免政策，不断调整西部社会经济结构，营商环境得以优化。此外，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加快了西部经济体制改革，有效提升了西部市场化水平，为西部同国际市场接轨奠基。最后，在通关方面，海关总署鼓励西部海关实现同东南沿海地区海关的相互对接，以乌鲁木齐为代表的的西部海关派遣专人在沿海地区海关办理西部企业海关手续，实现了“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通关模式，提高了西部地区通关便利化。 （2）沿边开放政策助力西部“引进来”与“走出去”。1990年以来，国家对外开放格局横向深入，实施沿边开放战略，沿边开放城市享有同东南沿海地区同样的优惠条件，给予西部地区更大的审批权，并不断扩大贸易范围。至1994年，西部已拥有10多个边境开放城市，200多个边境贸易口岸和300多个边民互市区，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85到1990年云南边境小额贸易和互市贸易累积达30亿元，内蒙古“八五”期间边境贸易达22.03亿美元，新疆1999年边境贸易达10.23亿美元，西藏边境小额贸易从1990年902万美元增长至2000年的1.09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额的44.7%，边境贸易的发展加深了西部同周边国家间的商贸联系。 （三）西部大开放时期（2010年-至今） （1）中国西部自贸区的设立营造了更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2017年，重庆、四川和陕西三地分别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借鉴已有自贸区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自身区位特点进行政策和制度创新，推进了西部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①自贸区内实施以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政策，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要求，实施事前审批与事中事后管理相结合的外商准入模式，创新管理思维与监管理念并逐渐同国际接轨，提升了投资便利化水平。②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政策的实施缩短了货物通关时间，促进贸易便利化。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7年10月，我国出口货物通关时间为1.16小时，缩短35.3%，全国进口货物通关平均时间为17.55小时，较2016年缩短30.2%。③实施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政府管理制度，建立行政权责清单制度，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减少行政审批程序，推动行政便利化。 （2）贸易投资稳步发展。搭乘“一带一路”顺车，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与沿线国家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首先，西部地区同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和投资迅速发展。201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7.79万亿元，西部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2.09万亿元，占比7.52%，较2016年增长23.4%，增速高于全国水平；2017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63.7亿美元，主要投资主体为新加坡、韩国和东盟国家，除新疆与内蒙古外，其他省（市、区）在沿线国家投资比重占比在40%以上，宁夏、重庆、四川的占比分别为78.1%、57.3%和58.2%。此外，西部同沿线国家的合作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陕西、四川对外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的80%以上布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庆、云南这一比重达到70%以上，广西、新疆分别占61%和54%。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稳步发展帮助西部地区积累丰富的经验，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同时全面掌握贸易投资国的营商环境，提高防御风险的能力。 （3）逐步构建“海陆联动，南北通向”的综合性交通网络，交通便利程度提高。西部地区和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加快，兰渝铁路、“双西”（欧洲西部——中国西部）高速公路、“兰州号”和“天马号”等多条中欧班列西向铁路运输通道和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顺利运行，打通了以兰州国际港为主的国际贸易通道。2016年通过的《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强调要逐步构建“五横两纵一环”的西部开发总体空间格局和“五横四纵四出境”的综合运输大通道，进一步打通国内和国家通道。同时，中哈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两廊一圈”规划的继续推进将对接“一带一路”，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总之，西部地区正逐步构建起联系西部地区之间、西部同沿线国家之间的交通网络，西部地区与国家市场直接相连的国际大通道正加快建设，便利的交通将直接提高国际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 三、推进西部与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先决条件。受地形和海拔影响，西部地区新疆和西藏等地基础设施建设难度较大，交通和通信不便。因此，要争取实现技术突破，加快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公路、铁路建设，推动陕西、四川、重庆和广西航空、港口建设，打通西部“上联下通”的国内通道。同时，“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南亚、中亚和独联体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对这些地区应先以加快当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逐步扩大网络覆盖率，推动形成“信息丝绸之路”。在此基础上，加快西部“五横四纵四出境”的综合运输大通道建设，稳步推进中哈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两廊一圈”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打通我国西向开放的国际化大通道。 （二）搭建贸易投资促进平台，加强便利化合作机制建设 构建多边多元多层次多主体的合作机制。中国同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历史悠久，已经拥有东盟、海合会、上海合作组织、APEC、ASEM、CAREC等多边合作机制，建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欧亚经济论坛和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等合作平台。合作双方应依托已成熟的平台和机制，积极开展开展贸易、投资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合作领域。同时，政府部门要摆脱以往过分关注双边关系的思维局限，在沿线地区寻求构建多元、多边、多层面、多主体的合作机制，努力发展政府间多边合作机制，并鼓励次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和发展。 （三）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 探索金融支持创新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首先，西部各省应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拓展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业务，并逐步构建完善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增强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能力；其次完善信贷体系，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可尝试在授信额度、贷款条件、贷款期限和贷款展期等方面给予优惠，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并且，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背景复杂，跨文化冲突会增加贸易或投资壁垒，从而影响跨国经营企业的经营决策行为。因此，借助“古丝绸之路经济带”，积极推动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融合。同时，以“西西合作”为基础，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推动省域文化产业内和产业间深度融合，延长文化价值链。 （四）加强海关监管，提高通关便利化 进一步落实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政策，积极引入并指导企业进行AEO认证，通过与沿线国家协商，实现AEO互认，减少通关负担，提高清关效率。主动推动建立高标准、严要求、国际化的海关管理体制和海关信息共享机制，提高边境管理透明度。 [1]谢谦.贸易便利化、经贸发展与我国的改革实践[J].经济学动态,2018(1):29-41. [2]于立新.西部模式——西北五省扩大对外开放战略探析[J].国际贸易,2000 (10):15. [3]郑长德.开放带动:“一带一路”建设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40-49. [4]吴振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的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思路[J].经济问题探索,2012(11):10-13. [5]西西合作:西部大开发的一种思路,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青藏铁路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课题组,2008. 一、导论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形势下统筹国内国际两大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战略支点。实践证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助推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但中国当前区域发展是不平衡、不充分的，西部地区仍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洼地”。东西部地区间合作的障碍和矛盾逐渐暴露，并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国家发展亟待寻求新的合作空间与合作方式。同时，逆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高水平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深化区域合作和跨境次区域合作面临挑战。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国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出台使得西部地区逐渐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如何在西部省域和国际间发展合作空间，提高我国西部地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从而加速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拓展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西向通道成为本文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二、西部与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进程（一）古丝绸之路时期（秦汉时期-改革开放前）（1）逐步打开双边贸易通道。“古丝绸之路”是古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是古代东西方进行商贸往来和政治文化等多领域交流与联系的主要通道，开辟了我国同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特别是汉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逐渐发展成为沟通国内外的商品交易和集散中心，云南腾冲发展成为集贸易、工业和金融于一身的陆路贸易口岸和经济中心，西藏开设了通往南亚国家的贸易口岸，“古丝路”时期的西部无疑是连接国内外贸易的中转站和核心地区。此外，以川藏道、滇藏道和甘青道为主线的茶马古道进一步拓展了边贸通道，青海、西藏等地边境互市、茶马贸易发展繁荣，西部与周边地区互补贸易开始发展。总体而言，“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开通与繁荣发展，为西部与西方国家商品贸易、物种引进和物质文化交流创造了便利。（2）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借鉴与融合，增进了西部同沿线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和文化包容。古丝绸之路的维持与发展，推动了西部与沿线地区文化、宗教、习惯的传播与融合，西部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东西方文化熔炉区。古中国四大发明经古丝路传往西方，古欧洲地中海文化、古阿拉伯文化、古印度文化和中亚文化在西部汇集，西方文学、佛经、乐舞乐器、建筑传入中国，西部地区在生产方式、民族类别、社会组织等方面受到了西方文化极大程度上的影响。反观之，文化交流和融合不仅为西部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同时缩短了西部地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距离，相似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增进了双方的理解和友谊，有利于拓宽双方的合作空间。（3）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和相关机制体制的建立影响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古中国对外贸易从汉代“丝绸之路”开始，唐宋时期专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兴起并蓬勃发展；宋代随着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以及政府采取鼓励外商的政策，海路贸易兴起；而后朝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并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外贸管理法则，将中国对外贸易推上鼎盛时期。然而，明清时期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仅有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边民间进行小额边境贸易和互市贸易，1951-1976年，云南边民边境贸易和互市贸易额约为1400万元，西部整体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二）西部大开发时期（1978-2010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东引西进”“向西倾斜”“走西口”等战略构想的萌芽，国家步入全方位开放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与实施后，中国西部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新时代。（1）西部地区投资软环境不断优化。首先，国家重点扶持西部农业、能源、原材料等基础性产业，产业政策向西部倾斜。1953至1990年，国家对西部的投资总额超2000亿元，为西部培养了一批支柱型产业，推动了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同时增强了西部同沿线国家的产业互补性，拓展了双方贸易投资空间。其次，1990年开始西部致力于深化所有制、价格机制、企业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行信贷优惠、税收减免政策，不断调整西部社会经济结构，营商环境得以优化。此外，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加快了西部经济体制改革，有效提升了西部市场化水平，为西部同国际市场接轨奠基。最后，在通关方面，海关总署鼓励西部海关实现同东南沿海地区海关的相互对接，以乌鲁木齐为代表的的西部海关派遣专人在沿海地区海关办理西部企业海关手续，实现了“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通关模式，提高了西部地区通关便利化。（2）沿边开放政策助力西部“引进来”与“走出去”。1990年以来，国家对外开放格局横向深入，实施沿边开放战略，沿边开放城市享有同东南沿海地区同样的优惠条件，给予西部地区更大的审批权，并不断扩大贸易范围。至1994年，西部已拥有10多个边境开放城市，200多个边境贸易口岸和300多个边民互市区，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85到1990年云南边境小额贸易和互市贸易累积达30亿元，内蒙古“八五”期间边境贸易达22.03亿美元，新疆1999年边境贸易达10.23亿美元，西藏边境小额贸易从1990年902万美元增长至2000年的1.09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额的44.7%，边境贸易的发展加深了西部同周边国家间的商贸联系。（三）西部大开放时期（2010年-至今）（1）中国西部自贸区的设立营造了更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2017年，重庆、四川和陕西三地分别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借鉴已有自贸区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自身区位特点进行政策和制度创新，推进了西部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①自贸区内实施以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政策，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要求，实施事前审批与事中事后管理相结合的外商准入模式，创新管理思维与监管理念并逐渐同国际接轨，提升了投资便利化水平。②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政策的实施缩短了货物通关时间，促进贸易便利化。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7年10月，我国出口货物通关时间为1.16小时，缩短35.3%，全国进口货物通关平均时间为17.55小时，较2016年缩短30.2%。③实施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政府管理制度，建立行政权责清单制度，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减少行政审批程序，推动行政便利化。（2）贸易投资稳步发展。搭乘“一带一路”顺车，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与沿线国家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首先，西部地区同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和投资迅速发展。201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7.79万亿元，西部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2.09万亿元，占比7.52%，较2016年增长23.4%，增速高于全国水平；2017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63.7亿美元，主要投资主体为新加坡、韩国和东盟国家，除新疆与内蒙古外，其他省（市、区）在沿线国家投资比重占比在40%以上，宁夏、重庆、四川的占比分别为78.1%、57.3%和58.2%。此外，西部同沿线国家的合作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陕西、四川对外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的80%以上布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庆、云南这一比重达到70%以上，广西、新疆分别占61%和54%。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稳步发展帮助西部地区积累丰富的经验，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同时全面掌握贸易投资国的营商环境，提高防御风险的能力。（3）逐步构建“海陆联动，南北通向”的综合性交通网络，交通便利程度提高。西部地区和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加快，兰渝铁路、“双西”（欧洲西部——中国西部）高速公路、“兰州号”和“天马号”等多条中欧班列西向铁路运输通道和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顺利运行，打通了以兰州国际港为主的国际贸易通道。2016年通过的《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强调要逐步构建“五横两纵一环”的西部开发总体空间格局和“五横四纵四出境”的综合运输大通道，进一步打通国内和国家通道。同时，中哈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两廊一圈”规划的继续推进将对接“一带一路”，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总之，西部地区正逐步构建起联系西部地区之间、西部同沿线国家之间的交通网络，西部地区与国家市场直接相连的国际大通道正加快建设，便利的交通将直接提高国际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三、推进西部与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对策建议（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先决条件。受地形和海拔影响，西部地区新疆和西藏等地基础设施建设难度较大，交通和通信不便。因此，要争取实现技术突破，加快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公路、铁路建设，推动陕西、四川、重庆和广西航空、港口建设，打通西部“上联下通”的国内通道。同时，“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南亚、中亚和独联体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对这些地区应先以加快当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逐步扩大网络覆盖率，推动形成“信息丝绸之路”。在此基础上，加快西部“五横四纵四出境”的综合运输大通道建设，稳步推进中哈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两廊一圈”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打通我国西向开放的国际化大通道。（二）搭建贸易投资促进平台，加强便利化合作机制建设构建多边多元多层次多主体的合作机制。中国同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历史悠久，已经拥有东盟、海合会、上海合作组织、APEC、ASEM、CAREC等多边合作机制，建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欧亚经济论坛和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等合作平台。合作双方应依托已成熟的平台和机制，积极开展开展贸易、投资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合作领域。同时，政府部门要摆脱以往过分关注双边关系的思维局限，在沿线地区寻求构建多元、多边、多层面、多主体的合作机制，努力发展政府间多边合作机制，并鼓励次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和发展。（三）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探索金融支持创新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首先，西部各省应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拓展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业务，并逐步构建完善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增强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能力；其次完善信贷体系，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可尝试在授信额度、贷款条件、贷款期限和贷款展期等方面给予优惠，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并且，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背景复杂，跨文化冲突会增加贸易或投资壁垒，从而影响跨国经营企业的经营决策行为。因此，借助“古丝绸之路经济带”，积极推动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融合。同时，以“西西合作”为基础，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推动省域文化产业内和产业间深度融合，延长文化价值链。（四）加强海关监管，提高通关便利化进一步落实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政策，积极引入并指导企业进行AEO认证，通过与沿线国家协商，实现AEO互认，减少通关负担，提高清关效率。主动推动建立高标准、严要求、国际化的海关管理体制和海关信息共享机制，提高边境管理透明度。参考文献[1]谢谦.贸易便利化、经贸发展与我国的改革实践[J].经济学动态,2018(1):29-41.[2]于立新.西部模式——西北五省扩大对外开放战略探析[J].国际贸易,2000 (10):15.[3]郑长德.开放带动:“一带一路”建设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40-49.[4]吴振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的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思路[J].经济问题探索,2012(11):10-13.[5]西西合作:西部大开发的一种思路,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青藏铁路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课题组,2008.

文章来源：中国西部科技 网址: http://zgxbk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99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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