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资源能源储备区，同时是经济发展和生态调节主功能区，其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着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新时代下，西部大开发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和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提升区域经济总量。与此同时，西部地区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同时并存，“三高一低”粗放型增长方式加剧环境污染，西部GDP增速和环境污染是同步进行的。林伯强和邹楚沅研究表明，东部向西部产业转移引致的区际污染弹性明显高于世界对中国的传导机制[1]，西部地区逐渐成为污染产业集中区际净流入地[2]。西部环境压力主要来自工业环境污染和区际产业迁移造成的环境问题，为了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保护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平衡，污染治理是改善环境压力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经济和环境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求我们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新时代下，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本文聚焦工业污染或区际产业迁移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治理，即对于污染治理地区政府所采取的环境规制政策，当西部地区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和治理力度时，环境规制趋紧是否会影响西部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以及这种影响是否为线性。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利于明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缩小地区差异，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对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关于环境规制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学者们基于不同研究假设、分析方法和样本选择，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并形成如下三种观点：一是“不利论”。传统学派认为，环境规制在矫正负外部性同时，提高了污染防治的直接成本，降低了企业收益，将污染外部性问题转化为内部性，由此增加企业成本负担，导致企业产品销售价格上升，出口减少，吸引FDI能力减弱，削弱了企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进而对区域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3-4]。“不利论”观点实质强调环境规制对经济竞争力的“挤出”效应。二是“双赢论”。修正学派中最具影响力的“波特假说”认为：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创新”和“学习”效应，刺激和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投入成本；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带来的报酬收益完全抵消遵从成本（compliance cost）,促进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从而对经济竞争力产生积极的影响[5]。此后，大多数修正学派的学者们沿用“波特假说”的研究范式，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生产绩效和竞争力之间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竞争力产生促进作用[6-9]。三是“综合论”。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不能简单理解为因果关系[10-12]，其影响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研究结论与理论研究相似，存在较大的结果差异。早期的多数研究表明，在实行自由贸易时，各个国家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政策强度有所差异，引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污染产业的“天堂”和“污染避难所”[13-15]。 针对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影响的研究，中国学者主要采用计量方法来检验。第一，支持“不利论”观点。傅京燕和李丽莎分析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作用机制，认为环境规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指标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呈“U”型[16]。王文普认为，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引发地区间环境竞次竞争行为，污染溢出对环境规制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有显著影响，并估计环境规制的严厉性对竞争力有直接影响[17]。杜运苏认为，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呈“U”型，环境质量处于拐点的左侧，严格的环境规制将降低竞争力[18]。齐绍洲和徐佳研究表明，短期内，技术创新效应还未超越遵循成本效应，波特效应需更长时间才能显现，环境规制严格度将对低碳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负效应，这种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开放度较高国家更明显[19]。第二，支持“双赢论”观点。徐敏燕和左和平基于创新和产业集聚效应视角，认为环境规制对于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的竞争力具有异质性的影响，当考虑内生环境规制影响时，“波特假说”成立[20]。张晓莹认为，国内外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污染产业贸易竞争力分别产生成本和波特效应，二者综合影响为正[21]。孙婷、余东华和张明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检验技术创新、资本深化与制造业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波特假说”得到验证[22]。第三，支持“综合论”观点。柴志贤和袁春辉认为，高污染和低污染行业的二氧化硫管制对传统生产率度量的竞争力有负面影响，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的竞争力呈现不同的实证结果[23]。余东华和孙婷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表现出技能溢价所体现的显著中介效应，较低水平的技能溢价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反之，则不利于制造业竞争力提升[24]。刘悦和周默涵构建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认为若考虑局部均衡，环境规制将降低企业竞争力，考虑一般均衡，环境规制将提高企业生产率[25]。 现有文献从理论思考拓展到定量分析，为本文提供了多维视角和丰富的启示，但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文献不仅在阐释环境规制对经济竞争力的三种“假说”时，而且在实证层面从要素禀赋、污染溢出、产业集聚、技术创新、技能溢价等视角研究经济竞争力时，忽视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影响的区域研究范畴，忽视了落后地区面临生态脆弱和资源能源约束，同时面临工业发展和区际产业转移引发的环境污染时，环境规制强度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关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本文边际贡献在于：一是采用1994—2016年西部地区11省份（本文将行政区单位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称为“省份”，下同）面板数据，基于比较优势指标构造区域经济竞争力代理变量，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IV-2SLS）估计环境规制强度对西部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克服了内生性问题；二是拆分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做稳健性检验，使结论更具有稳健性。 三、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因此，估计模型构建如下： 控制变量Xit的集合为：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SPECit表示经济竞争力指标，即Michaely指数和NetX指数，ERSit表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表示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反映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ui表示地区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另外，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使估计结果更稳健，部分控制变量计算方法参考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的研究。（1）经济发展水平（inpergdp），用人均GDP 取对数表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越过EKC曲线拐点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质量越好，从而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经济竞争力的提升。（2）产业结构（thirdindustry），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除以地区GDP。（3）工业化水平（industry），用地区第二产业产值除以地区GDP。（4）城市化水平（urban），用地区非农业人口除以地区年末总人口。经济结构差异是影响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区域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表征结构性因素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5）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除以地区GDP。（6）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ar）,用地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除以地区GDP。（7）外贸依存度（trade），用地区进出口总额除以地区GDP。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依存度刻画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发展力度，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8）政府规模（gov），用政府财政内预算支出除以地区GDP。（9）人力资本（edu），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之一，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地区年末总人数来衡量。（10）全员劳动生产率（infullprate），是地区GDP与当年全部就业人员的比值取对数。所有以货币为单位的名义变量均调整为以1994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并以相应省级层面的价格指数进行消除通货膨胀的处理。 （二）主要变量的选取 1.经济竞争力的度量 区域经济竞争力是本文核心被解释变量，如何准确度量成为研究关键。文献一般用比较优势指标和竞争优势指标表征竞争力，通常采用三种方法：一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净出口率指数（NetX）、Michaely指数等指标，二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三是使用单一指标如生产率指标、利润率指标等。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将Michaely指数和NetX指数作为西部经济竞争力代理变量，具体地，用进出口贸易额测算区域经济竞争力。本文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指标从产业（行业）层面拓展到区域层面构建经济竞争力指数，其中，Michaely指数含义为Xpt和Mpt分别是p省份在t年的出口值和进口值。Michaely指数衡量某一省份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在全国所占比重的相对值，取值范围为[-1,1]。净出口率指数（NetX）含义为：公式中Xit和Mit分别表示i省份t年的出口值和进口值，NetX指数取值范围为[-1,1]，如果某省份NetX指数值越大，表明该省份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强。 2.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 目前，国内外文献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主要采用以下五种方法：一是采用不同污染物排放密度或某种污染物的排放量衡量环境规制强度，二是采用人均GDP 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三是采用环境管制政策的数量作为代理变量，四是用治污总投资与工业产值之比衡量环境规制强度，五是采用综合指数方法构造环境规制强度指标。 上述前四种方法均存在度量指标单一化的缺点，基于我国各类污染物排放量不同和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参照第五类文献指标构建方法，将其扩展到区域层面，并进行相应调整得到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同时选取各省份固体废弃物处置率、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烟（粉）尘去除率四个单项指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 首先，为了消除量纲的不同，对四种污染物指标进行线性标准化处理，即通过数学变换将污染物取值调整为0～100 之间的值，计算公式为： 其中，i 指西部地区各省份 (i= 1,2,3,...11)，j 指各类污染物 (j= 1,2,3,4),PRij和分别为各类污染物指标的原始值和标准化值。Max（M）和Min（M）分别为各省份四种污染物指标在研究时期内每年最大值和最小值。 其次，计算各类污染物指标的调整系数。由于各省份不同污染物的污染排放比重差异较大，因此，对各类污染物排放赋予不同的权重，权重差异反映各省份污染物治理力度不同，权重系数（各类污染物的权重）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ωij为调整系数，Eij为各省份不同污染物排放量，为西部同类污染物排放总量，Yi为各省份的工业总产值，为西部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来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4—2011）、各省份统计年鉴（2012—2016）]。计算出每年各类污染物调整系数后，然后得到研究期内的平均值。 最后，根据各类污染物的标准化值和平均权重计算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公式为： ERS指数越大，表明该区域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注：根据stata15.0软件估计。变量名称Michaely指数NetX指数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依存度政府规模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均值0.0013 0.2215 8.9467 54.1698 35.5834 48.1282 29.5346 1.1724 15.5910 0.1028 23.0097 10.0803 4.1553最大值0.0775 0.8132 11.3381 99.9967 48.2715 71.3050 84.3055 6.7931 42.3139 0.4110 62.6863 71.0939 4.8367最小值-0.0045-0.6195 7.3406 1.5354 22.3649 28.1787 13.3168 0.0386 2.2880 0.0321 4.6791 0.9563 3.4549标准差0.0055 0.2751 0.7945 28.1786 6.0046 10.0182 12.5519 1.1010 9.1644 0.0556 10.4604 9.7440 0.3234样本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三）变量内生性及其处理 由于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通过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估计克服内生性问题。采用能源标准煤①和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选取依据是能源标准煤常被用做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地区能源标准煤越高，表明资源消耗越多，进而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另外，经济竞争力对环境规制强度具有滞后效应，上一期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当期的经济竞争力密切相关，因此将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选取的能源标准煤与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都与内生变量相关，与残差项无关。 （四）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1994—2016年西部地区②11省份面板数据，由于西藏部分数据缺失严重，故在样本中剔除。重庆数据（1994—1996）包含在四川省，从《四川统计年鉴》中剔除并合并构造重庆这三年的数据。固体废弃物、废水、二氧化硫、烟（粉）尘等污染物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1994—201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2016），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二氧化硫去除量数据缺失，用产生量减去排放量得到去除量的值（SO2去除量=SO2产生量-SO2排放量）。能源标准煤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地区年末非农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③。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stata15.0软件进行实证检验，首先运用OLS方法估计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影响的初步结果，表2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被解释变量为Michaely指数和NetX指数的回归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二次项的估计系数符号分别为负和正，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是影响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变量。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为负，说明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有利于西部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反之，当前实行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则不利于西部经济竞争力提升，主要原因是由于地理区位、经济政策和生态环境等因素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初期阶段增加了企业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增高，使企业利润下滑，影响产品进出口和比较优势发挥，进而影响西部经济竞争力提升。 环境规制强度二次项符号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区域经济竞争力之间呈现“U型”关系。在越过拐点前，环境规制强度与区域经济竞争力负相关。越过拐点后，严格的环境规制将促进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发展，有利于经济竞争力提升。这主要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强度双重作用造成的结果。在经济发展初期，凭借廉价的劳动要素禀赋，西部地区主要从事价值链环节低端的加工贸易，这一时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创汇为主。随着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的规制政策和企业污染治理等举措的相继实施，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环境规制“成本”效应显现。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推进，西部经济结构逐步得到调整，产业结构从“一二三”向“三二一”结构转变，加之政府固定资本投入力度加大、外商直接投资涌入西部、技术进步推动和人们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步凸显，这一时期，大量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绩效补偿环境规制成本，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也加快西部地区环境治理和质量改善。当西部地区政府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一方面政府激励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政府加强对环境污染的预防、排污和监管能力，污染治理设备和技术也在不断革新，治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从而使得各类污染物的处置率、达标率或去除率得到提高，环境质量逐渐变好。 表2 基本估计结果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OLS ERS ERS2 inpergdp thirdindustry industry urban fdi far trade gov edu infullprate_cons地区固定效应样本量R-Square Adj.R-Square变量（1）Michaely-0.0030**（-2.0429）0.0002**（2.1051）0.0013**（2.4314）-0.0002***（-3.1980）0.0000**（1.9794）0.0001*（1.6532）0.0001*（1.9487）0.0001**（1.9823）0.0368***（5.3902）0.0000**（1.9802）-0.0001*（-1.8732）-0.0072（-1.4961）0.0221**（2.0217）yes 253 0.1915 0.1511（2）NetX-0.0508**（-2.2418）0.0030**（2.5637）0.1743**（2.5214）-0.0168***（-4.8272）0.0012**（2.5166）0.0041**（1.9759）0.0082*（1.8571）0.0084***（2.7591）1.0639***（2.7815）0.0104***（3.0511）-0.0246**（-2.3764）-0.4504***（-2.5992）1.5715***（4.0423）yes 253 0.2848 0.2491（3）Michaely-0.0025**（-1.9839）0.0005**（2.3787）0.0013**（2.4339）-0.0001***（-2.8642）0.0001**（2.1312）0.0040*（1.7824）0.0001*（1.9537）0.0002**（2.0996）0.0387***（5.5774）0.0002**（2.3472）-0.0001*（-1.8920）-0.0070（-0.9400）0.0224**（2.0234）yes 242 0.2020 0.1602（4）NetX-0.0405**（-2.2082）0.0036**（2.5681）0.3195**（2.5657）-0.0258***（-5.5670）0.0060**（2.5658）0.0111**（2.3566）0.0186*（1.9598）0.0182***（3.1142）1.3310***（3.0664）0.0107***（3.0534）-0.0149**（-2.1482）-1.3059***（-2.6640）1.5864***（4.3058）yes 242 0.3223 0.2868 2SLS（能源标准煤、环境规制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 在一系列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竞争力提升。产业结构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目前仍以传统服务业发展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作为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新引擎不明显。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西部经济竞争力影响显著为正，且在5%和10%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地区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在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西部经济竞争力提升作用较大。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竞争力影响为正，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大开发实施后，FDI对西部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提升了西部地区制造业生产效率，拓展了加工贸易业务，提高了我国进出口贸易融入世界市场的比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竞争力影响为正，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说明目前西部地区处于投资要素驱动阶段，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是西部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外贸依存度对经济竞争力影响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水平，说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加工贸易促使西部出口额快速增长，推动外贸稳步上升。政府规模系数为正，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经济发展具有政府干预主导的特征，政府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竞争力提升。人力资本系数显著为负，分别通过10%和5%显著水平，说明当前西部地区劳动力质量低下，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缓慢转移，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口能力有限，劳动力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领域，缺乏高级人力资本对经济竞争力的增长贡献。全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竞争力影响不稳定，表明全员劳动生产率并不是影响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估计结果 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意味着OLS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本文采用IV-2SLS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第（3）和第（4）列。对选择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如下：首先，对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能源标准煤和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均通过DWH检验，表明工具变量与干扰性不相关，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其次，对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两类工具变量均符合Sargan和Basmann统计量P值要求，接受原假设，认为能源标准煤和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外生，与扰动项不相关，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最后，对工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由于检验第一阶段回归的两个工具变量系数联合显著性的F统计量均大于10，通过检验，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2第（3）和第（4）列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符号分别为负和正，在5%水平上显著，这与OLS方法估计结果基本吻合。在IV-2SLS估计中，控制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内生性后，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提高，而变量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OLS估计结果基本相同。 以回归结果（3）为例，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拐点为2.5，当前，西部地区各省份环境规制强度平均水平为0.965，表明西部地区处于“U型”曲线拐点左侧，一方面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部分省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三次产业向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污染不可避免，环境规制强度将不同程度抑制或抵消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经济绩效，影响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2010年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重点流域水污染状况得到遏制，“三废”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能力不断加强。新时代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逐步提高，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这些将有利于西部地区早日越过拐点到达“U型”曲线右侧，严格的环境规制将促进经济竞争力提升。 （三）环境规制强度效应的地区差异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效应的地区差异，本文考察西部地区及其各省份情况，结果见表3。研究表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为负和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呈现“U型”关系，实施严厉的环境规制将阻碍经济竞争力发展水平的提升。分省份估计结果发现，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呈现“倒U型”关系，前三省通过10%显著水平，四川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强度促进这四省比较优势提升，主要原因是除四川外，广西、贵州和云南三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环境质量基础较好，独特的地理地貌与自然风光使其具备特色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表3 西部各省份环境规制强度的2SLS检验结果注：括号内的数值是该系数的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本文主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此，在表中仅列出环境规制强度效应的回归系数。西部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省份（ERS）（3）-0.0003**（-2.3582）-0.0310**（-2.5058）0.8000*（1.6824）0.0249***（8.1024）0.1675**（2.5512）0.0562*（1.8237）0.0503*（1.8053）0.0122**（2.3486）-0.0015*（-1.8929）-0.0048*（-1.9264）-0.1872*（-1.7998）-0.0165*（-1.8740）（ERS2）（4）0.0012**（2.4312）0.0005**（2.5475）-0.0227*（-1.8244）0.0033***（6.5605）-0.0015**（-2.2831）-0.0008*（-1.8937）-0.0004*（-1.7064）0.0003**（2.4298）0.0002*（1.7653）0.0007*（1.8610）0.0005*（1.7842）0.0001*（1.7360）NetX Michaely（ERS2）（2）0.0005**（2.5787）0.0000**（2.0316）-0.0024*（-1.7940）0.0001***（5.0621）-0.0000**（-1.9832）-0.0000*（-1.8920）-0.0001*（-1.9014）0.0000**（2.1543）0.0000*（1.9584）0.0000*（1.6734）0.0000*（1.7621）0.0001*（1.8925）（ERS）（1）-0.0001**（-2.2847）-0.0003**（-2.3672）0.1920*（1.9243）0.0003***（5.4482）0.0023**（2.3251）0.0002*（1.7570）0.0005*（1.9552）0.0001**（2.0457）-0.0001*（-1.8902）-0.0000*（-1.7178）-0.0003*（-1.9202）-0.0002*（-1.9497）西部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省份 陕西、重庆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符号显著为正，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说明陕西和重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陕西是传统的装备制造业大省，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中国西部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两省制造业具备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近些年来，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其产业结构处于高级化发展阶段。对于污染治理问题，这两省已经从源头开始控制和治理生态环境，形成“边发展边治理”的资源节约型生产体系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五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符号分别为负和正，前四省在10%水平上显著，内蒙古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五省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这五省经济基础薄弱，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若对于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污染问题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不同程度地抑制当地经济竞争力提升，只有当越过“U型”曲线的拐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实行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才能促进这五省经济竞争力提升。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获得稳健性结论，本文拆分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用标准化后的二氧化硫环境规制指数（ERS_so2）、废水环境规制指数（ERS_water）、固体废弃物环境规制指数（ERS_solid）和烟（粉）尘环境规制指数（ERS_isd）做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表中只列出这四种环境规制指标一次项和二次项值。第（1）和第（5）列表明二氧化硫环境规制强度系数一次项和二次项分别为负和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第（5）列二次项为10%显著水平]，废水、固体废弃物和烟（粉）尘三种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一次项和二次项呈现显著负相关和正相关[第（6）列二次项回归结果除外]，说明各指标层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呈“U型”关系，表明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2结论基本一致。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是影响西部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呈“U型”关系。现阶段，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在“U型”曲线拐点2.5 左侧，表明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经济竞争力提升，当越过“U型”曲线拐点后，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促进西部经济竞争力提升。 表4 拆分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稳健性检验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Michaely NetX ERS_so2 ERS_so22 ERS_water ERS_water2 ERS_solid ERS_solid2 ERS_isd ERS_isd2控制变量（5）-0.0429**（-2.5394）0.0005*（1.7517）是（7）-0.0103**（-2.3450）0.0001**（2.4835）是（8）-0.0002**（-2.4267）0.0045**（2.5718）是（4）-0.0000**（-1.9986）0.0000**（2.5202）是（3）-0.0002**（-1.9834）0.0000**（2.3274）是（6）-0.0042*（-1.8659）0.0001（0.9710）是（2）-0.0002*（-1.6847）0.0000**（2.5021）是（1）-0.0008**（-2.2032）0.0000**（2.5606）是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94—2016年西部地区11省份面板数据，采用IV-2SLS方法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并考察环境规制强度效应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1）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呈“U型”关系，环境规制强度处于“U型”曲线拐点2.5左侧，当前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削弱西部经济竞争力。（2）采取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提升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竞争力。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呈“倒U型”关系，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呈“U型”关系，重庆和陕西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呈现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承借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东风，新时代下应大力发展西部经济，扩大对外贸易，调整产业内部结构，降低处于价值链低端高能耗、重污染、产业链条短的资源型采掘业与加工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比重，推动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大力发展西部旅游业和特色农产品，促进产业向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除了引导西部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外，在推动西部经济发展、逐步消除地区差异的同时，应注重环境质量改善，促使西部环境质量早日越过“U型”曲线拐点，实现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的正向激励效应。 第二，制定和实施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能一蹴而就地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否则将导致大多数企业无法承受环境规制强度带来的成本增加，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应适当逐步地加强环境规制强度。（1）对于生态环境基础良好或者经济发展较快省份，地方政府应制定和完善分类配套的环境规制政策，在保护现有生态环境基础上，一方面提供倒逼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补贴和税收减免等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排污权交易、绿色免税等激励手段刺激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形成“边生产边治理”模式。（2）强化环境规制措施的分类管理政策导向，革新节能减排的工艺和方法，将末端治理调整成从源头控制，积极推进建立企业进行集约型清洁生产的长效机制，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3）对于处于拐点之前的省份，由于其环境规制强度较弱，增加环境规制成本将对传统投资形成“挤出”效应，无法刺激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因此，一方面应严格控制污染，寻求节能减排的生产工艺和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应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环境规制强度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尽快突破“U型”曲线的拐点。 第三，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发现，外贸依存度对西部经济竞争力具有显著正效应，进出口贸易对西部经济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西部进口产品技术含量高，而出口贸易额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比较优势较低。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在食品和饮料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印刷和媒介复制业等行业，能源化工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投资较少，说明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依托西部低成本劳动力。因此，应加强教育投资，加大研发投入，带动西部原料和初级产品提升整体技术层次，参与高层次国际市场分工，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扩大外贸的技术溢出效应，获取更多外贸收益。 第四，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养技能型人才。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促进地区比较优势发展，但通过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人力资本与经济竞争力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与西部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有关。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依靠丰富低廉的“人口红利”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带来的经济绩效已经逐步萎缩，环境规制趋紧增加了对技能型人才需求，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实施急需紧缺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24]。因此，应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投入，在发挥西部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加快科技创新，促进教育与科技、专业人才深度融合，加强对技能型工人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在经济绩效中的贡献成分。 注释： ①本文能源标准煤指标是指各种能源的综合指标，具体地，各种能源为焦炭、石油、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电力。 ②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1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③受部分统计数据缺失影响，个别数据根据合理方法推算得到。 [1]林伯强，邹楚沅.发展阶段变迁与中国环境政策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2014（5）：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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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资源能源储备区，同时是经济发展和生态调节主功能区，其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着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新时代下，西部大开发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和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提升区域经济总量。与此同时，西部地区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同时并存，“三高一低”粗放型增长方式加剧环境污染，西部GDP增速和环境污染是同步进行的。林伯强和邹楚沅研究表明，东部向西部产业转移引致的区际污染弹性明显高于世界对中国的传导机制[1]，西部地区逐渐成为污染产业集中区际净流入地[2]。西部环境压力主要来自工业环境污染和区际产业迁移造成的环境问题，为了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保护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平衡，污染治理是改善环境压力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经济和环境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求我们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新时代下，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本文聚焦工业污染或区际产业迁移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治理，即对于污染治理地区政府所采取的环境规制政策，当西部地区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和治理力度时，环境规制趋紧是否会影响西部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以及这种影响是否为线性。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利于明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缩小地区差异，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对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文献回顾关于环境规制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学者们基于不同研究假设、分析方法和样本选择，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并形成如下三种观点：一是“不利论”。传统学派认为，环境规制在矫正负外部性同时，提高了污染防治的直接成本，降低了企业收益，将污染外部性问题转化为内部性，由此增加企业成本负担，导致企业产品销售价格上升，出口减少，吸引FDI能力减弱，削弱了企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进而对区域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3-4]。“不利论”观点实质强调环境规制对经济竞争力的“挤出”效应。二是“双赢论”。修正学派中最具影响力的“波特假说”认为：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创新”和“学习”效应，刺激和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投入成本；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带来的报酬收益完全抵消遵从成本（compliance cost）,促进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从而对经济竞争力产生积极的影响[5]。此后，大多数修正学派的学者们沿用“波特假说”的研究范式，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生产绩效和竞争力之间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竞争力产生促进作用[6-9]。三是“综合论”。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不能简单理解为因果关系[10-12]，其影响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研究结论与理论研究相似，存在较大的结果差异。早期的多数研究表明，在实行自由贸易时，各个国家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政策强度有所差异，引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污染产业的“天堂”和“污染避难所”[13-15]。针对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影响的研究，中国学者主要采用计量方法来检验。第一，支持“不利论”观点。傅京燕和李丽莎分析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作用机制，认为环境规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指标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呈“U”型[16]。王文普认为，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引发地区间环境竞次竞争行为，污染溢出对环境规制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有显著影响，并估计环境规制的严厉性对竞争力有直接影响[17]。杜运苏认为，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呈“U”型，环境质量处于拐点的左侧，严格的环境规制将降低竞争力[18]。齐绍洲和徐佳研究表明，短期内，技术创新效应还未超越遵循成本效应，波特效应需更长时间才能显现，环境规制严格度将对低碳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负效应，这种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开放度较高国家更明显[19]。第二，支持“双赢论”观点。徐敏燕和左和平基于创新和产业集聚效应视角，认为环境规制对于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的竞争力具有异质性的影响，当考虑内生环境规制影响时，“波特假说”成立[20]。张晓莹认为，国内外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污染产业贸易竞争力分别产生成本和波特效应，二者综合影响为正[21]。孙婷、余东华和张明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检验技术创新、资本深化与制造业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波特假说”得到验证[22]。第三，支持“综合论”观点。柴志贤和袁春辉认为，高污染和低污染行业的二氧化硫管制对传统生产率度量的竞争力有负面影响，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的竞争力呈现不同的实证结果[23]。余东华和孙婷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表现出技能溢价所体现的显著中介效应，较低水平的技能溢价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反之，则不利于制造业竞争力提升[24]。刘悦和周默涵构建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认为若考虑局部均衡，环境规制将降低企业竞争力，考虑一般均衡，环境规制将提高企业生产率[25]。现有文献从理论思考拓展到定量分析，为本文提供了多维视角和丰富的启示，但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文献不仅在阐释环境规制对经济竞争力的三种“假说”时，而且在实证层面从要素禀赋、污染溢出、产业集聚、技术创新、技能溢价等视角研究经济竞争力时，忽视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影响的区域研究范畴，忽视了落后地区面临生态脆弱和资源能源约束，同时面临工业发展和区际产业转移引发的环境污染时，环境规制强度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关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本文边际贡献在于：一是采用1994—2016年西部地区11省份（本文将行政区单位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称为“省份”，下同）面板数据，基于比较优势指标构造区域经济竞争力代理变量，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IV-2SLS）估计环境规制强度对西部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克服了内生性问题；二是拆分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做稳健性检验，使结论更具有稳健性。三、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一）计量模型的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因此，估计模型构建如下：控制变量Xit的集合为：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SPECit表示经济竞争力指标，即Michaely指数和NetX指数，ERSit表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表示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反映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ui表示地区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另外，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使估计结果更稳健，部分控制变量计算方法参考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的研究。（1）经济发展水平（inpergdp），用人均GDP 取对数表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越过EKC曲线拐点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质量越好，从而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经济竞争力的提升。（2）产业结构（thirdindustry），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除以地区GDP。（3）工业化水平（industry），用地区第二产业产值除以地区GDP。（4）城市化水平（urban），用地区非农业人口除以地区年末总人口。经济结构差异是影响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区域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表征结构性因素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5）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除以地区GDP。（6）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ar）,用地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除以地区GDP。（7）外贸依存度（trade），用地区进出口总额除以地区GDP。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依存度刻画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发展力度，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8）政府规模（gov），用政府财政内预算支出除以地区GDP。（9）人力资本（edu），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之一，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地区年末总人数来衡量。（10）全员劳动生产率（infullprate），是地区GDP与当年全部就业人员的比值取对数。所有以货币为单位的名义变量均调整为以1994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并以相应省级层面的价格指数进行消除通货膨胀的处理。（二）主要变量的选取1.经济竞争力的度量区域经济竞争力是本文核心被解释变量，如何准确度量成为研究关键。文献一般用比较优势指标和竞争优势指标表征竞争力，通常采用三种方法：一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净出口率指数（NetX）、Michaely指数等指标，二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三是使用单一指标如生产率指标、利润率指标等。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将Michaely指数和NetX指数作为西部经济竞争力代理变量，具体地，用进出口贸易额测算区域经济竞争力。本文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指标从产业（行业）层面拓展到区域层面构建经济竞争力指数，其中，Michaely指数含义为Xpt和Mpt分别是p省份在t年的出口值和进口值。Michaely指数衡量某一省份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在全国所占比重的相对值，取值范围为[-1,1]。净出口率指数（NetX）含义为：公式中Xit和Mit分别表示i省份t年的出口值和进口值，NetX指数取值范围为[-1,1]，如果某省份NetX指数值越大，表明该省份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强。2.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目前，国内外文献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主要采用以下五种方法：一是采用不同污染物排放密度或某种污染物的排放量衡量环境规制强度，二是采用人均GDP 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三是采用环境管制政策的数量作为代理变量，四是用治污总投资与工业产值之比衡量环境规制强度，五是采用综合指数方法构造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上述前四种方法均存在度量指标单一化的缺点，基于我国各类污染物排放量不同和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参照第五类文献指标构建方法，将其扩展到区域层面，并进行相应调整得到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同时选取各省份固体废弃物处置率、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烟（粉）尘去除率四个单项指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首先，为了消除量纲的不同，对四种污染物指标进行线性标准化处理，即通过数学变换将污染物取值调整为0～100 之间的值，计算公式为：其中，i 指西部地区各省份 (i= 1,2,3,...11)，j 指各类污染物 (j= 1,2,3,4),PRij和分别为各类污染物指标的原始值和标准化值。Max（M）和Min（M）分别为各省份四种污染物指标在研究时期内每年最大值和最小值。其次，计算各类污染物指标的调整系数。由于各省份不同污染物的污染排放比重差异较大，因此，对各类污染物排放赋予不同的权重，权重差异反映各省份污染物治理力度不同，权重系数（各类污染物的权重）计算方法如下：其中，ωij为调整系数，Eij为各省份不同污染物排放量，为西部同类污染物排放总量，Yi为各省份的工业总产值，为西部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来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4—2011）、各省份统计年鉴（2012—2016）]。计算出每年各类污染物调整系数后，然后得到研究期内的平均值。最后，根据各类污染物的标准化值和平均权重计算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公式为：ERS指数越大，表明该区域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注：根据stata15.0软件估计。变量名称Michaely指数NetX指数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依存度政府规模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均值0.0013 0.2215 8.9467 54.1698 35.5834 48.1282 29.5346 1.1724 15.5910 0.1028 23.0097 10.0803 4.1553最大值0.0775 0.8132 11.3381 99.9967 48.2715 71.3050 84.3055 6.7931 42.3139 0.4110 62.6863 71.0939 4.8367最小值-0.0045-0.6195 7.3406 1.5354 22.3649 28.1787 13.3168 0.0386 2.2880 0.0321 4.6791 0.9563 3.4549标准差0.0055 0.2751 0.7945 28.1786 6.0046 10.0182 12.5519 1.1010 9.1644 0.0556 10.4604 9.7440 0.3234样本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三）变量内生性及其处理由于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通过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估计克服内生性问题。采用能源标准煤①和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选取依据是能源标准煤常被用做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地区能源标准煤越高，表明资源消耗越多，进而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另外，经济竞争力对环境规制强度具有滞后效应，上一期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当期的经济竞争力密切相关，因此将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选取的能源标准煤与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都与内生变量相关，与残差项无关。（四）数据说明本文采用1994—2016年西部地区②11省份面板数据，由于西藏部分数据缺失严重，故在样本中剔除。重庆数据（1994—1996）包含在四川省，从《四川统计年鉴》中剔除并合并构造重庆这三年的数据。固体废弃物、废水、二氧化硫、烟（粉）尘等污染物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1994—201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2016），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二氧化硫去除量数据缺失，用产生量减去排放量得到去除量的值（SO2去除量=SO2产生量-SO2排放量）。能源标准煤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地区年末非农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③。四、实证结果及分析（一）基本估计结果本文采用stata15.0软件进行实证检验，首先运用OLS方法估计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影响的初步结果，表2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被解释变量为Michaely指数和NetX指数的回归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二次项的估计系数符号分别为负和正，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是影响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变量。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为负，说明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有利于西部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反之，当前实行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则不利于西部经济竞争力提升，主要原因是由于地理区位、经济政策和生态环境等因素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初期阶段增加了企业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增高，使企业利润下滑，影响产品进出口和比较优势发挥，进而影响西部经济竞争力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二次项符号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区域经济竞争力之间呈现“U型”关系。在越过拐点前，环境规制强度与区域经济竞争力负相关。越过拐点后，严格的环境规制将促进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发展，有利于经济竞争力提升。这主要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强度双重作用造成的结果。在经济发展初期，凭借廉价的劳动要素禀赋，西部地区主要从事价值链环节低端的加工贸易，这一时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创汇为主。随着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的规制政策和企业污染治理等举措的相继实施，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环境规制“成本”效应显现。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推进，西部经济结构逐步得到调整，产业结构从“一二三”向“三二一”结构转变，加之政府固定资本投入力度加大、外商直接投资涌入西部、技术进步推动和人们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步凸显，这一时期，大量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绩效补偿环境规制成本，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也加快西部地区环境治理和质量改善。当西部地区政府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一方面政府激励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政府加强对环境污染的预防、排污和监管能力，污染治理设备和技术也在不断革新，治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从而使得各类污染物的处置率、达标率或去除率得到提高，环境质量逐渐变好。表2 基本估计结果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OLS ERS ERS2 inpergdp thirdindustry industry urban fdi far trade gov edu infullprate_cons地区固定效应样本量R-Square Adj.R-Square变量（1）Michaely-0.0030**（-2.0429）0.0002**（2.1051）0.0013**（2.4314）-0.0002***（-3.1980）0.0000**（1.9794）0.0001*（1.6532）0.0001*（1.9487）0.0001**（1.9823）0.0368***（5.3902）0.0000**（1.9802）-0.0001*（-1.8732）-0.0072（-1.4961）0.0221**（2.0217）yes 253 0.1915 0.1511（2）NetX-0.0508**（-2.2418）0.0030**（2.5637）0.1743**（2.5214）-0.0168***（-4.8272）0.0012**（2.5166）0.0041**（1.9759）0.0082*（1.8571）0.0084***（2.7591）1.0639***（2.7815）0.0104***（3.0511）-0.0246**（-2.3764）-0.4504***（-2.5992）1.5715***（4.0423）yes 253 0.2848 0.2491（3）Michaely-0.0025**（-1.9839）0.0005**（2.3787）0.0013**（2.4339）-0.0001***（-2.8642）0.0001**（2.1312）0.0040*（1.7824）0.0001*（1.9537）0.0002**（2.0996）0.0387***（5.5774）0.0002**（2.3472）-0.0001*（-1.8920）-0.0070（-0.9400）0.0224**（2.0234）yes 242 0.2020 0.1602（4）NetX-0.0405**（-2.2082）0.0036**（2.5681）0.3195**（2.5657）-0.0258***（-5.5670）0.0060**（2.5658）0.0111**（2.3566）0.0186*（1.9598）0.0182***（3.1142）1.3310***（3.0664）0.0107***（3.0534）-0.0149**（-2.1482）-1.3059***（-2.6640）1.5864***（4.3058）yes 242 0.3223 0.2868 2SLS（能源标准煤、环境规制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在一系列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竞争力提升。产业结构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目前仍以传统服务业发展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作为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新引擎不明显。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西部经济竞争力影响显著为正，且在5%和10%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地区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在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西部经济竞争力提升作用较大。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竞争力影响为正，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大开发实施后，FDI对西部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提升了西部地区制造业生产效率，拓展了加工贸易业务，提高了我国进出口贸易融入世界市场的比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竞争力影响为正，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说明目前西部地区处于投资要素驱动阶段，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是西部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外贸依存度对经济竞争力影响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水平，说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加工贸易促使西部出口额快速增长，推动外贸稳步上升。政府规模系数为正，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经济发展具有政府干预主导的特征，政府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竞争力提升。人力资本系数显著为负，分别通过10%和5%显著水平，说明当前西部地区劳动力质量低下，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缓慢转移，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口能力有限，劳动力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领域，缺乏高级人力资本对经济竞争力的增长贡献。全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竞争力影响不稳定，表明全员劳动生产率并不是影响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估计结果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意味着OLS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本文采用IV-2SLS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第（3）和第（4）列。对选择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如下：首先，对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能源标准煤和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均通过DWH检验，表明工具变量与干扰性不相关，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其次，对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两类工具变量均符合Sargan和Basmann统计量P值要求，接受原假设，认为能源标准煤和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外生，与扰动项不相关，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最后，对工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由于检验第一阶段回归的两个工具变量系数联合显著性的F统计量均大于10，通过检验，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2第（3）和第（4）列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符号分别为负和正，在5%水平上显著，这与OLS方法估计结果基本吻合。在IV-2SLS估计中，控制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内生性后，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提高，而变量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OLS估计结果基本相同。以回归结果（3）为例，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拐点为2.5，当前，西部地区各省份环境规制强度平均水平为0.965，表明西部地区处于“U型”曲线拐点左侧，一方面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部分省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三次产业向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污染不可避免，环境规制强度将不同程度抑制或抵消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经济绩效，影响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2010年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重点流域水污染状况得到遏制，“三废”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能力不断加强。新时代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逐步提高，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这些将有利于西部地区早日越过拐点到达“U型”曲线右侧，严格的环境规制将促进经济竞争力提升。（三）环境规制强度效应的地区差异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效应的地区差异，本文考察西部地区及其各省份情况，结果见表3。研究表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为负和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呈现“U型”关系，实施严厉的环境规制将阻碍经济竞争力发展水平的提升。分省份估计结果发现，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呈现“倒U型”关系，前三省通过10%显著水平，四川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强度促进这四省比较优势提升，主要原因是除四川外，广西、贵州和云南三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环境质量基础较好，独特的地理地貌与自然风光使其具备特色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表3 西部各省份环境规制强度的2SLS检验结果注：括号内的数值是该系数的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本文主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此，在表中仅列出环境规制强度效应的回归系数。西部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省份（ERS）（3）-0.0003**（-2.3582）-0.0310**（-2.5058）0.8000*（1.6824）0.0249***（8.1024）0.1675**（2.5512）0.0562*（1.8237）0.0503*（1.8053）0.0122**（2.3486）-0.0015*（-1.8929）-0.0048*（-1.9264）-0.1872*（-1.7998）-0.0165*（-1.8740）（ERS2）（4）0.0012**（2.4312）0.0005**（2.5475）-0.0227*（-1.8244）0.0033***（6.5605）-0.0015**（-2.2831）-0.0008*（-1.8937）-0.0004*（-1.7064）0.0003**（2.4298）0.0002*（1.7653）0.0007*（1.8610）0.0005*（1.7842）0.0001*（1.7360）NetX Michaely（ERS2）（2）0.0005**（2.5787）0.0000**（2.0316）-0.0024*（-1.7940）0.0001***（5.0621）-0.0000**（-1.9832）-0.0000*（-1.8920）-0.0001*（-1.9014）0.0000**（2.1543）0.0000*（1.9584）0.0000*（1.6734）0.0000*（1.7621）0.0001*（1.8925）（ERS）（1）-0.0001**（-2.2847）-0.0003**（-2.3672）0.1920*（1.9243）0.0003***（5.4482）0.0023**（2.3251）0.0002*（1.7570）0.0005*（1.9552）0.0001**（2.0457）-0.0001*（-1.8902）-0.0000*（-1.7178）-0.0003*（-1.9202）-0.0002*（-1.9497）西部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省份陕西、重庆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符号显著为正，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说明陕西和重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陕西是传统的装备制造业大省，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中国西部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两省制造业具备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近些年来，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其产业结构处于高级化发展阶段。对于污染治理问题，这两省已经从源头开始控制和治理生态环境，形成“边发展边治理”的资源节约型生产体系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五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符号分别为负和正，前四省在10%水平上显著，内蒙古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五省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这五省经济基础薄弱，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若对于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污染问题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不同程度地抑制当地经济竞争力提升，只有当越过“U型”曲线的拐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实行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才能促进这五省经济竞争力提升。（四）稳健性检验为了获得稳健性结论，本文拆分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用标准化后的二氧化硫环境规制指数（ERS_so2）、废水环境规制指数（ERS_water）、固体废弃物环境规制指数（ERS_solid）和烟（粉）尘环境规制指数（ERS_isd）做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表中只列出这四种环境规制指标一次项和二次项值。第（1）和第（5）列表明二氧化硫环境规制强度系数一次项和二次项分别为负和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第（5）列二次项为10%显著水平]，废水、固体废弃物和烟（粉）尘三种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一次项和二次项呈现显著负相关和正相关[第（6）列二次项回归结果除外]，说明各指标层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呈“U型”关系，表明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2结论基本一致。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是影响西部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呈“U型”关系。现阶段，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在“U型”曲线拐点2.5 左侧，表明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经济竞争力提升，当越过“U型”曲线拐点后，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促进西部经济竞争力提升。表4 拆分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稳健性检验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Michaely NetX ERS_so2 ERS_so22 ERS_water ERS_water2 ERS_solid ERS_solid2 ERS_isd ERS_isd2控制变量（5）-0.0429**（-2.5394）0.0005*（1.7517）是（7）-0.0103**（-2.3450）0.0001**（2.4835）是（8）-0.0002**（-2.4267）0.0045**（2.5718）是（4）-0.0000**（-1.9986）0.0000**（2.5202）是（3）-0.0002**（-1.9834）0.0000**（2.3274）是（6）-0.0042*（-1.8659）0.0001（0.9710）是（2）-0.0002*（-1.6847）0.0000**（2.5021）是（1）-0.0008**（-2.2032）0.0000**（2.5606）是五、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基于1994—2016年西部地区11省份面板数据，采用IV-2SLS方法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并考察环境规制强度效应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1）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呈“U型”关系，环境规制强度处于“U型”曲线拐点2.5左侧，当前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削弱西部经济竞争力。（2）采取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提升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竞争力。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呈“倒U型”关系，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呈“U型”关系，重庆和陕西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竞争力呈现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承借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东风，新时代下应大力发展西部经济，扩大对外贸易，调整产业内部结构，降低处于价值链低端高能耗、重污染、产业链条短的资源型采掘业与加工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比重，推动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大力发展西部旅游业和特色农产品，促进产业向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除了引导西部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外，在推动西部经济发展、逐步消除地区差异的同时，应注重环境质量改善，促使西部环境质量早日越过“U型”曲线拐点，实现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竞争力的正向激励效应。第二，制定和实施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能一蹴而就地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否则将导致大多数企业无法承受环境规制强度带来的成本增加，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应适当逐步地加强环境规制强度。（1）对于生态环境基础良好或者经济发展较快省份，地方政府应制定和完善分类配套的环境规制政策，在保护现有生态环境基础上，一方面提供倒逼企业技术创新的研发补贴和税收减免等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排污权交易、绿色免税等激励手段刺激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形成“边生产边治理”模式。（2）强化环境规制措施的分类管理政策导向，革新节能减排的工艺和方法，将末端治理调整成从源头控制，积极推进建立企业进行集约型清洁生产的长效机制，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发展。（3）对于处于拐点之前的省份，由于其环境规制强度较弱，增加环境规制成本将对传统投资形成“挤出”效应，无法刺激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因此，一方面应严格控制污染，寻求节能减排的生产工艺和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应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环境规制强度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尽快突破“U型”曲线的拐点。第三，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发现，外贸依存度对西部经济竞争力具有显著正效应，进出口贸易对西部经济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西部进口产品技术含量高，而出口贸易额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比较优势较低。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在食品和饮料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印刷和媒介复制业等行业，能源化工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投资较少，说明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依托西部低成本劳动力。因此，应加强教育投资，加大研发投入，带动西部原料和初级产品提升整体技术层次，参与高层次国际市场分工，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扩大外贸的技术溢出效应，获取更多外贸收益。第四，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养技能型人才。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促进地区比较优势发展，但通过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人力资本与经济竞争力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与西部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有关。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依靠丰富低廉的“人口红利”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带来的经济绩效已经逐步萎缩，环境规制趋紧增加了对技能型人才需求，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实施急需紧缺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24]。因此，应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投入，在发挥西部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加快科技创新，促进教育与科技、专业人才深度融合，加强对技能型工人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在经济绩效中的贡献成分。注释：①本文能源标准煤指标是指各种能源的综合指标，具体地，各种能源为焦炭、石油、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电力。②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1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③受部分统计数据缺失影响，个别数据根据合理方法推算得到。参考文献：[1]林伯强，邹楚沅.发展阶段变迁与中国环境政策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2014（5）：81-95.[2]何龙斌.国内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路径及引申[J].经济学家，2013（6）：78-86.[3]JORG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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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西部科技 网址: http://zgxbk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99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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